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与谢晋导演多有接触。记得有一次，我问他：“选演员时，怎样的脸在您心里才算是漂亮的？”谢导回答：“一张好看的脸，须经得起前后看、左右瞄、上下瞅，从不同的视角立体地看都没有缺陷。你看，罗丹的创作原则之一就是按这样的审美要求来完成雕塑的。”我点头称是。可想不到，他又马上补充道：“选演员如此，搞雕刻如此，你们为官也须臻于这样的审美境界，何时何地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为群众做表率，经得起监督。”

　　“何时何地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对为官者而言，这样的要求该是基础性的，是必要的前提条件。然而，却未必人人都能做到。事实上，尤其是在别人看不到或不易发现的地方，亦即难以监督到的地方，有的为官者确乎不同程度地存在表里不一、言行相悖、道德扭曲、人格分裂的问题，自古其然。

　　读报，看到一个故事：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司徒、中书令韩弘因病去世，其子也已亡故，只留下年幼的孙子，为防家中财产被下人盗取，穆宗派人清点其家财物，以便交与族中长老先行代管。清点时，竟意外发现了一份礼单。原来，韩弘曾任宣武节度使，掌管一方军政大权，其时朝中有人诬其有叛乱之心，加之皇帝正欲收归集权。惶恐不安的他，便向满朝的大臣送礼，以堵其口。穆宗审阅这份礼单时，发现除了户部侍郎牛僧孺的名字旁，有一排用红笔写下的小字“某月某日，送钱千万，不纳”外，几乎所有大臣都收了礼。“韩弘送礼”的故事，至少折射出三方面的信息：一者，穆宗压根儿没想到这些在自己眼里是正人君子、信得过的好官，除了牛僧孺差不多都是沆瀣一气者；二者，私下里行贿受贿，因为显得隐蔽，所以韩弘和多数大臣们才会干起一个愿送一个笑纳的勾当；三者，韩弘和满朝的大臣们谁也不会料到，在韩弘去世后这份礼单竟会意外暴露在穆宗面前。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里，要期望所有官员都能像牛僧孺那样做到不收礼，以至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天方夜谭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作为共产党人理应比封建官员做得更好。诚然，我们的多数领导干部是干净干事而让群众满意的，能够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但也终须看到，受封建思想遗毒的影响，确也有个别领导干部尤其是在干部群众和组织监督不到的地方胆大妄为，无法无天，屡屡伸手，铤而走险。难怪群众揶揄个别领导干部“台上高喊反腐口号，台下干着腐败勾当”“人前高喊‘向我看齐’，背地见利‘统统归己’”。可以想象，一个领导干部若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怎有人格魅力可言？又怎会有工作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言行不一、人格扭曲，除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出了问题而外，关键是缺乏严格的自律，尤其是缺乏“慎独”“慎微”“慎初”的精神。抱着侥幸心理，不能“慎独”，不屑“慎微”，不想“慎初”，要不出事这才叫怪哩！是啊，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坚强的党性，是否时刻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关键看其能否真正做到“慎独”“慎微”“慎初”，甚至是自觉“避嫌”。因为 “避嫌”，恰恰是对“慎独”“慎微”“慎初”的升华。湖南有一位干部，在水利厅工作时不喜欢吃鱼，可到了省人大他却爱吃鱼，人们诧异了。原来，他在水利厅工作时不吃鱼，纯粹是为了“避嫌”。因为他知道，他的工作单位联系着那么多水库，假若被下属知道自己喜欢吃鱼，那么，今天送鱼，明天送鱼，时间一长，收礼的大门一经打开，后天送来的就不一定是鱼了。为了“避嫌”，这位干部竟如此隐忍，“慎独”“慎微”“慎初”至此，其言行一致的道德情操、其表里如一的人格魅力，自让人肃然起敬。

　　党风连着民风，有什么样好的党风就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民风。领导干部，何时何地都应该做群众的榜样，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理当成为核心价值的无声宣示，道德伦理的无形导引。有人说，倘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就必须要像鱼缸里的一条金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个人生活都应该是透明的、无懈可击的。是的，在法制健全、政治清明的社会里，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心底无私地活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必须透明，我们必须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必须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