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20世纪法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思想怪杰，他的著作涉及多个学科，他的观点与叙事方法常常具有颠覆性和批判性色彩。他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被誉为一部现代监狱诞生史，书中选择“监狱”作为研究对象，用独特的后现代、反结构主义视角，以惩罚的变革和监狱的诞生史为基础，考察惩罚权力，反思监狱管理，检讨人性面相，令人深省，启迪深远。
一、关照历史：惩罚源于报复，载于惩罚
在社会发展史上，中外监狱的历史基本可以概括为：源于报复，载于惩罚。
一是惩罚的简单。在奴隶社会时期，刑罚都带有强烈的复仇色彩。它凝聚着很多人类在折磨自身上的“创造性想象”。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一部分，福柯论述了历史上惩罚的第一种模式：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这种以肉刑、生命刑为主的刑罚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君权的展示，具有镇压、排斥、否定功能。
二是惩罚的粗暴。《规训与惩罚》书中开篇就叙述了1343年法国人犯达米安企图弑君罪被公开处决的场面。从书中大段的细致描绘，读者能深切体会到人犯被处刑时所受到的惨绝人寰的折磨。此外，早在公元前巴比伦的汉莫拉比法典中，就有282条法规的详细阐述，我们在里面可以找到诸如沉河、焚烧、溺死、断肢、砍头这样骇人的字眼。
三是惩罚的野蛮。福柯认为，表面看起来，这些只是人类为造成肉体的痛苦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个别制裁手段，如说谎者割舌，偷盗者断手，逃跑者裂肢，但实际上，这些手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法律密码，在习惯法和习俗法时代，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惩罚方式，极大地体现了“法”的公平，不仅体现了当时对君权的捍卫、对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报复，且体现着杀一儆百的真实追求，以此体现正义。但在原始、愚昧的文化意识形态基础上产生的酷刑，只能是野蛮残忍的报复刑思想。
二、发生转折：惩罚立足监禁，关注人道
十八世纪末期， 残暴刑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对，“人道”成为司法改革诉求的核心，“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
一是作为温和的惩罚——监狱诞生。整个惩罚体制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了重新配置，血腥、痛苦和残忍被虚伪的人道、仁慈和尊重所取代，统治阶级废除公开示众的侮辱性场面，废除体罚和折磨。自此，一种温和的惩罚方式——“监狱”在欧洲发展起来，但刑罚报复说和神学报应论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监禁刑的执行。
福柯对当时的监狱现象也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刑法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时间”作为统一的量刑尺度，这种惩罚手段的变更，只是从“审判肉体”转变为“审判灵魂”的过程。罪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摧残折磨。“以剥夺罪犯的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刑罚体系和古代以毁伤犯人的肉体为主要内容的刑罚体系相比较，虽然是历史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反映，但并未实现资产阶级古典刑事学派所主张的行刑人道化、理性化，也并未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二是作为规训的需要——进步的圆形监狱。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在世界监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圆形监狱的设计结构是：所有的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监视塔里的看守对囚徒的活动一览无余。边沁还主张把犯人组织起来从事建筑工作，并对囚犯进行感化、教育。这被认为是监狱的革命性变革，被福柯认为的最初的矫正技术，但受时代发展所限，“那里的犯人生活得井井有条，有固定的生活作息表，整齐划一但却死气沉沉。这是对自由的剥夺，对欲望的压制，对行为的训练，以及对人性的改变”。规训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出温顺、健康的人。
而在福柯看来，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设计，昭示了我们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了“监禁的社会”，“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灵魂的监狱”。这样主观的、主我的规训，揭示了当下的酷刑一直都在，只不过走的是从肉体到非肉体的轨迹。在那时的监狱，其实还是被权力所操纵的工具，其着眼点仍在惩罚罪犯。
三是作为弊端的补救——萌芽的矫正理念。从讨论公开处决的式微，到监禁处罚的普遍推行，福柯在书中不仅呈现的是一部刑罚的演进史，而且引入肉体进行微观权力分析，将惩罚制度置于权力对肉体的支配技术中进行考察，阐释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观。这种权力无处不在，也存满诟病。美国的霍华德在调查了监狱的弊端后，注意到了矫正罪犯的重要性，在监狱硬件环境、劳动报酬、教育管理等方面倡议改革，提出“沉默制”、“独居制”。1870年，美国提出将重入社会的理念作为监禁刑的基础。
我国近代监禁刑的起源源于清末明初，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推动司法改良。由此，清朝开始了刑制改良，删除重罚，设置近代刑种。1910年，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草案《大清监狱律草案》诞生，意味着中国刑罚制度完成了从肉刑为中心到监禁刑为中心的过度，实现了刑罚体系近代化的过程。
三、走向现代，惩罚系于改造，追求正义
刑罚制度，古今中外进化的规律大体相仿：生命刑、肉刑、自由刑、财产刑、教育刑。福柯的规训权力学说不仅深刻反思了近现代以前监狱的现状与弊端，也开创了现代监狱矫正思想的雏形。我国监狱随着法治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推进，发展与转型的步伐更是突飞猛进，我们有幸亲身经历，用心体会。
一是转变行刑理念，牢记工作职责定位。1994年《监狱法》的诞生推进了监狱法治的彻底嬗变，中国监狱正式成为法定的“刑罚执行机关”，也完成了由惩戒式监禁向恢复性行刑的转变。2008年，监狱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使困扰中国监狱法治建设深化的最大障碍得以排除，自此，监狱的经济职能被淡出，监狱的劳动功能被拓展，监狱的改造职能被纯化。2015年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上更是明确提出“坚持把教育管理作为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不断提高监狱教育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努力使更多的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更好地融入社会，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作出新贡献。”
二是把握工作规律，推动监狱科学发展。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有一句名言: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监狱的发展也不能例外。正如菲利所言:这类机构的管理必须是科学的，对于罪犯的矫正也必须是科学的，……我们必须对这些机构进行科学管理，……以施以人道待遇。科学将成为那些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的隔离机构的最高、最仁慈的管理者。”现代监狱的重要表征就是管理教育由经验型到科学型转变。在实务中，逐渐由经验判断向量化评估转型，如充分发掘改造质量评估的效能，对罪犯的改造质量起到事前预防、事中预测、事后监测的效能。深入应用新研发的大平台智能系统，使之成为帮助民警管理罪犯、评估罪犯的信息化工具。在对罪犯的激励矫正中，变单向性激励为互动式激励转变，由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强制式管教向正激励转变，如在罪犯中实行宽见、远程视频会见、亲情帮教等都是有效的方式，能最大限度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
三是守望正义使命，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维护公平正义，是现代监狱的首要价值，监狱机关对服刑人员执行刑罚体现了社会正义。监狱民警尤其是一线民警，不但承担着执法的高标准、高风险，更是矫正罪犯的主力军，是现代监狱建设的具体实施者。监狱的一切工作需要法律规范，需要按照法治的要求建构，尤其要体现正义的精髓，这直接体现在我们日常的执法管理中。需要我们用正义的理念、眼光、思维、态度检讨在管理服刑人员中、在教育服刑人员中、在刑罚执行中，我们与正义的距离。服刑人员再可恨，我们也不能超越正义的尺度；服刑人员再需要帮扶，我们同样不能背离正义的要求。因此，牢记我们的职责使命，不断提升我们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特别是专业化水平，至关重要。
后记：俄国卓越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其所著的《人的使命》中提出：“人只有从认识自己开始才能进行哲学思考。” 就我们基层监狱民警而言，同样如此，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只有认清监狱工作的现象及本质、认清自我、准确定位，才能更好地指导工作实践。
一、关照历史：惩罚源于报复，载于惩罚
在社会发展史上，中外监狱的历史基本可以概括为：源于报复，载于惩罚。
一是惩罚的简单。在奴隶社会时期，刑罚都带有强烈的复仇色彩。它凝聚着很多人类在折磨自身上的“创造性想象”。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一部分，福柯论述了历史上惩罚的第一种模式：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这种以肉刑、生命刑为主的刑罚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君权的展示，具有镇压、排斥、否定功能。
二是惩罚的粗暴。《规训与惩罚》书中开篇就叙述了1343年法国人犯达米安企图弑君罪被公开处决的场面。从书中大段的细致描绘，读者能深切体会到人犯被处刑时所受到的惨绝人寰的折磨。此外，早在公元前巴比伦的汉莫拉比法典中，就有282条法规的详细阐述，我们在里面可以找到诸如沉河、焚烧、溺死、断肢、砍头这样骇人的字眼。
三是惩罚的野蛮。福柯认为，表面看起来，这些只是人类为造成肉体的痛苦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个别制裁手段，如说谎者割舌，偷盗者断手，逃跑者裂肢，但实际上，这些手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法律密码，在习惯法和习俗法时代，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惩罚方式，极大地体现了“法”的公平，不仅体现了当时对君权的捍卫、对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报复，且体现着杀一儆百的真实追求，以此体现正义。但在原始、愚昧的文化意识形态基础上产生的酷刑，只能是野蛮残忍的报复刑思想。
二、发生转折：惩罚立足监禁，关注人道
十八世纪末期， 残暴刑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对，“人道”成为司法改革诉求的核心，“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
一是作为温和的惩罚——监狱诞生。整个惩罚体制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了重新配置，血腥、痛苦和残忍被虚伪的人道、仁慈和尊重所取代，统治阶级废除公开示众的侮辱性场面，废除体罚和折磨。自此，一种温和的惩罚方式——“监狱”在欧洲发展起来，但刑罚报复说和神学报应论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监禁刑的执行。
福柯对当时的监狱现象也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刑法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时间”作为统一的量刑尺度，这种惩罚手段的变更，只是从“审判肉体”转变为“审判灵魂”的过程。罪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摧残折磨。“以剥夺罪犯的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刑罚体系和古代以毁伤犯人的肉体为主要内容的刑罚体系相比较，虽然是历史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反映，但并未实现资产阶级古典刑事学派所主张的行刑人道化、理性化，也并未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二是作为规训的需要——进步的圆形监狱。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在世界监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圆形监狱的设计结构是：所有的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监视塔里的看守对囚徒的活动一览无余。边沁还主张把犯人组织起来从事建筑工作，并对囚犯进行感化、教育。这被认为是监狱的革命性变革，被福柯认为的最初的矫正技术，但受时代发展所限，“那里的犯人生活得井井有条，有固定的生活作息表，整齐划一但却死气沉沉。这是对自由的剥夺，对欲望的压制，对行为的训练，以及对人性的改变”。规训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出温顺、健康的人。
而在福柯看来，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设计，昭示了我们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了“监禁的社会”，“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灵魂的监狱”。这样主观的、主我的规训，揭示了当下的酷刑一直都在，只不过走的是从肉体到非肉体的轨迹。在那时的监狱，其实还是被权力所操纵的工具，其着眼点仍在惩罚罪犯。
三是作为弊端的补救——萌芽的矫正理念。从讨论公开处决的式微，到监禁处罚的普遍推行，福柯在书中不仅呈现的是一部刑罚的演进史，而且引入肉体进行微观权力分析，将惩罚制度置于权力对肉体的支配技术中进行考察，阐释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观。这种权力无处不在，也存满诟病。美国的霍华德在调查了监狱的弊端后，注意到了矫正罪犯的重要性，在监狱硬件环境、劳动报酬、教育管理等方面倡议改革，提出“沉默制”、“独居制”。1870年，美国提出将重入社会的理念作为监禁刑的基础。
我国近代监禁刑的起源源于清末明初，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推动司法改良。由此，清朝开始了刑制改良，删除重罚，设置近代刑种。1910年，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草案《大清监狱律草案》诞生，意味着中国刑罚制度完成了从肉刑为中心到监禁刑为中心的过度，实现了刑罚体系近代化的过程。
三、走向现代，惩罚系于改造，追求正义
刑罚制度，古今中外进化的规律大体相仿：生命刑、肉刑、自由刑、财产刑、教育刑。福柯的规训权力学说不仅深刻反思了近现代以前监狱的现状与弊端，也开创了现代监狱矫正思想的雏形。我国监狱随着法治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推进，发展与转型的步伐更是突飞猛进，我们有幸亲身经历，用心体会。
一是转变行刑理念，牢记工作职责定位。1994年《监狱法》的诞生推进了监狱法治的彻底嬗变，中国监狱正式成为法定的“刑罚执行机关”，也完成了由惩戒式监禁向恢复性行刑的转变。2008年，监狱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使困扰中国监狱法治建设深化的最大障碍得以排除，自此，监狱的经济职能被淡出，监狱的劳动功能被拓展，监狱的改造职能被纯化。2015年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上更是明确提出“坚持把教育管理作为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不断提高监狱教育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努力使更多的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更好地融入社会，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作出新贡献。”
二是把握工作规律，推动监狱科学发展。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有一句名言: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监狱的发展也不能例外。正如菲利所言:这类机构的管理必须是科学的，对于罪犯的矫正也必须是科学的，……我们必须对这些机构进行科学管理，……以施以人道待遇。科学将成为那些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的隔离机构的最高、最仁慈的管理者。”现代监狱的重要表征就是管理教育由经验型到科学型转变。在实务中，逐渐由经验判断向量化评估转型，如充分发掘改造质量评估的效能，对罪犯的改造质量起到事前预防、事中预测、事后监测的效能。深入应用新研发的大平台智能系统，使之成为帮助民警管理罪犯、评估罪犯的信息化工具。在对罪犯的激励矫正中，变单向性激励为互动式激励转变，由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强制式管教向正激励转变，如在罪犯中实行宽见、远程视频会见、亲情帮教等都是有效的方式，能最大限度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
三是守望正义使命，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维护公平正义，是现代监狱的首要价值，监狱机关对服刑人员执行刑罚体现了社会正义。监狱民警尤其是一线民警，不但承担着执法的高标准、高风险，更是矫正罪犯的主力军，是现代监狱建设的具体实施者。监狱的一切工作需要法律规范，需要按照法治的要求建构，尤其要体现正义的精髓，这直接体现在我们日常的执法管理中。需要我们用正义的理念、眼光、思维、态度检讨在管理服刑人员中、在教育服刑人员中、在刑罚执行中，我们与正义的距离。服刑人员再可恨，我们也不能超越正义的尺度；服刑人员再需要帮扶，我们同样不能背离正义的要求。因此，牢记我们的职责使命，不断提升我们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特别是专业化水平，至关重要。
后记：俄国卓越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其所著的《人的使命》中提出：“人只有从认识自己开始才能进行哲学思考。” 就我们基层监狱民警而言，同样如此，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只有认清监狱工作的现象及本质、认清自我、准确定位，才能更好地指导工作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