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读网络小说，在常关注的架空或者穿越类型里，总能察觉出有二十世纪流行的历史小说的血脉在其中。

　　说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不能不说到梁启超。他1902年在所主编的《新小说》第一号上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历史小说也在其中。在《新小说》第一号发行之前，新小说报社在《新民丛报》上登过一则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其中对《新小说》将刊登的十五条内容介绍中，第三条即“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厘然矣。”

　　梁启超在“历史小说”一条下列了一批将出的小说篇目，分别是《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自由钟》《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亚历山大外传》《华盛顿外传》《拿破仑外传》《俾斯麦外传》《西乡隆盛外传》等，涉及罗马帝国、美、法列强以及诸多外国名人的传记演义。我们能够从梁启超对历史小说的定义以及所开列的历史小说篇目中，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隋唐英雄传》《说岳全传》一路下来的中国古典演义小说的影子。

　　而要说在稍后的历史小说演化过程中，变化之大让我印象深刻的，则要数施蛰存的《石秀》了。施蛰存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被视为我国的现代派小说奠基者之一。他1931年发表在《小说月报》22卷第2号上的新小说《石秀》，取材于《水浒传》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后半回、第四十五回“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以及第四十六回“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前半回。

　　《水浒传》本身就是取一点历史铺陈演义而来。在这部小说的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也有版本作为“楔子”）中写道，江西龙虎山上伏魔殿中立着一块石碑，“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中国古典的演义体历史小说，常以“天数”统领全书，“天数”往往既是结构全书故事的线索，其实又高度概括了这些历史小说中所秉承的历史观。比如《三国演义》中有关“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说法，在整个三国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也始终起着核心作用。

　　“天数”使然，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最终都要服从于强大的历史趋势。所以小说常常忽略对于内在的人物心理、非情节性的描写。比如《水浒传》中，对于石秀头一夜宿在杨雄家，只用了寥寥数字，“收拾一间空房，教叔叔安歇。话休絮烦”。

　　新小说《石秀》恰恰是从《水浒传》“话休絮烦”之处下笔，在这四个字里做出了近三千九百字的文章，近乎淋漓尽致地写起石秀躺在床上的思绪：“却说石秀这一晚在杨雄家里歇宿了，兀自的翻来复去睡不着。”“躺在床上留心看着这个好像很神秘的晃动着的火焰，石秀心里便不禁给勾引起一大片不尽的思潮了。”“猛可地，石秀又想起了神行太保递给他的十两纹银。”“可是，正如他的脾气的急躁一样，他的思想真也变换得忒快。好似学习了某种新的学问似的，石秀忽然又悟到了一个主意。”“ 思绪暂时沉静了下去之后，渐渐地又集中到杨雄身上”……

　　在早先的历史小说中，英雄们作为“天数”的载体一一出场。拼命三郎石秀是水浒一百零八将里的一员，是伏魔殿碑上所记载的天数注定的一场故事中的一部分。所以在《水浒传》中，时间是以“不觉光阴迅速，又早过了两个月有余”的形态出现的。和“天数”无关的，就被略过去了。

　　但相应的时间，在《石秀》中则变成了“屠宰作坊开张后约莫一个多月的一个瑟爽的午后，坐在小屋的檐下，出神地凝视着墙角边的有十数头肥猪蠢动着的猪圈，石秀又开始耽于他的自以为可以得到些快感的幻想了”。个人生活中的石秀出现了，他开始产生和“天数”无关的“胡思乱想”。在对这些“胡思乱想”不厌其烦的描写中，被人的欲望所困扰的石秀成为真正的主角。

　　施蛰存的另两则历史小说名篇《鸠摩罗什》和《将军的头》，也有着类似的风格。传统的历史文献里闪耀着佛性光辉的鸠摩罗什成为了一个在求道与爱欲之间痛苦徘徊的、不断自我怀疑的僧人，“学语小儿知姓名”的猛将花卿成了为自己的民族身份所困扰、为了爱情断头不弃的悲情武士。

　　其实，从梁启超列“历史小说”篇目，到施蛰存写成《石秀》等小说，也不过短短三十年。但人们尤其是作家们对于历史小说的认识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变化也并非就此止步。直到1985年，严家炎先生还在《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中，针对施蛰存的《石秀》发论：“对于石秀这样一个古代的急公好义的起义英雄来说，究竟是《水浒》的写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还是新感觉派作家的写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呢？尽管《水浒》是一部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但我们宁可相信《水浒》所描写的石秀，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而今天新流行的网络小说，也仍不时透着这种变化的痕迹。